银行论文范文10篇

一、问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中国银行业进入后WTO时代，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境内不受地域和客户的限制开展人民币业务，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将在同一环境和条件下公平竞争。但是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外资银行的强大实力和多年全球化运作经验面前，中资银行短期内不可能获得绝对占据上风的竞争优势。双方虽然在同一环境内，但是并不在同一个起点上。同时，作为国内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国政府的协助和支持。其多年在本土经营的网络和理念根深蒂固，是中国民众长期信赖和依靠的银行。显然在此方面，双方也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相当明显，究竟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中资银行又该在这样的对垒中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是否能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对于中资银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合理地应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入侵和挑战，不仅能使在国内市场上垄断经营多年的中资银行在“鲶鱼效应”作用下开始关注更高效、更合理的发展途径，而且理智的应对思路和方案也有利于中资银行在未来合作与竞争共存的中国银行业市场上保持优势，站稳脚跟，也更有利于中资银行实施内部改革，提升内在竞争力，加速规模化，尽快走向世界，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集团。

此外双方和谐相处，还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足发展和中国金融安全的稳定。能否处理好双方关系，将双方的优势发挥出来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也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在全球的影响力。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双方关系的问题，学界大致有两种理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资银行兵临城下，中资银行大敌当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制定有效的竞争策略，坚决地固守阵地。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银行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阻挡，合作已成为必然，不如干脆摆出合作的架势，与外资银行一道重新洗牌，将目前国内的银行业市场重新分割，会使中资银行的实力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升，扩大其市场份额。两种观点，一种是“主战”，另一种是“主和”，但无论哪种观点，其本质都在于如何使中资银行在面对外资银行挑战的情形下，尽快提升自身实力，维护中资银行利益。然而两种观点都对如何处理中外资银行关系考虑得过于片面，没有从外资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特殊形式来分析其发展趋势，从而正确把握中资银行在处理对待外资银行的关系上究竟选择是合作还是竞争。

摘要通过分析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并总结得出了银行境外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获取超额利润。

关键词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一、我国银行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松散

目前我国的银行保险主要以银行兼业经营保险模式为主，是浅层次的合作，实质性的“战略联盟”不多。这种银保之间的合作比较松散，缺乏长期利益纽带，使合作过于短期化，随意性强。松散的银保合作模式制约了银行保险业的纵深发展。

2．银保产品同质、开发和创新滞后

银保产品主要有投资分红保险、意外伤害险、家庭财产保险和抵押贷款保险等险种，其中储蓄和投资类保险占主要地位，据统计寿险业务中98%以上为分红产品，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真正意义上的保障类险种还未形成。产品的同质性，使得现有银保产品与银行自有产品之间存在竞争。银保产品，尤其是储蓄分红型的产品具有很强的银行储蓄替代性，向消费者销售此类产品，无疑将直接影响储蓄的增加，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银行自身业务的发展。

3．缺乏专业化的银保销售队伍

一、坚持品牌战略

品牌具有鲜明的外在形象和深刻的内涵。成功的银行品牌，是银行战略决策能力、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以及企业文化等诸方面内容和特质的结晶，是银行综合竞争力的外在表现。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日趋深入和金融开放的日益扩大，重视品牌建设，实施品牌战略，创立和发展高品质的品牌资产，是时代的呼唤，是竞争的要求，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要成功实施品牌战略，必须借助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契机，使品牌建设与银行的整体定位、整体战略相结合，从根基上提升银行的品牌价值。

第一，要明确企业定位，累积品牌优质内涵。能否建立银行的强势品牌，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密切相关。银行国际化品牌的塑造，要依靠持续的、有历史传承的产品和服务积累、经验积累、能力积累、社会资源的积累；要通过综合比较，实现差异化定位，改变长期以来同质化特点明显的问题；要处理好利润最大化和信誉最大化之间的关系，实现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完美结合。

第二，要学习国际经验，提升品牌建设水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打造国际化品牌，就是要参照国际标准，按照国际先进银行的通行做法，引进现代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形成后发优势；培养、巩固和提高商业银行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第三，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夯实品牌建设智力基础。品牌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银行要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员工的服务技能、业务素质和创新意识。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系统和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源培养和开发方案，为品牌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

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跨国银行的活动依法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制的组织机构及权限划分。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市场经济管制的制度安排，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银行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将跨国银行的监管体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即一元监管体制与多元监管体制。一元监管体制是指由国家的一个法定机构专享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统一进行监管活动，其中，英国是推选一元监管体制最为典型的国家。英国《银行法》将银行监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多元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机构享有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2003年，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3)居民人口不太多；(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看起来，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实践与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我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在跨国银行监管上，只能实行一级监管体制，而不可能实行两级监管。这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要求。其次，我国是个大国，市场体制尚不健全，统一监管是银行业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一元监管体制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秩序，而且所产生的体制成本相对较低。第三，虽然我国实行一元监管体制，但中央监管机构下设了众多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根据其授权委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监管，满足了人口大国对银行监管的需求。从总体上讲，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借鉴综合监管体制的经验，对于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使我们不能冲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协调，建立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以克服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关于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中央银行的协调机制，即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协调下，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并与证监会、保监会保持密切的协作监管，并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第二监管机构间的监管信息及时交流机制。第三监管机构间的联合调查及采取行动的机制。第四与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合作机制。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从法律上对下列制度进行完善：(1)分业经营虽然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全能银行(混业经营)己经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商业银行法适当取消或弱化对分业经营的限制。(2)在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的基础上，必须从法律上建立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与综合监管机制。例如，证监会是否有权对银行的行为进行调查等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规定。(3)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弱化其国家机关的性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提高其监管协调效率。(4)完善银行监管的法律程序。程序是体制运行的基本保障，监管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所构成的监督与管制过程。可以说，没有适当的程序，就没有适当的监管。目前，中国跨国银行监管程序总的来说比较粗糙。例如，银监会对外资银行的调查权有哪些及行使程序如何，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调查权的界限及其行使程序的边界模糊，大大降低了监管的透明度，这与WTO的透明原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法律上进一步具体规定监管的程序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将成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与完善的重要议程。

第三，应当加强银行业的自律管理。虽然自律管理不是监管体制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自律组织是监管的传导机构和监管运行的协助机构，自律管理不但可以减轻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弥补监管的不足，而且可以对银行业稳定发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无法实现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自律性约束是金融风险监管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银行自律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两个银行法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自律制度不仅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且急需进一步完善。中国加强银行业自律有两个突出的现实意义：(1)在市场经济中，主体自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银行业的自律是实现银行业市场自治的重要路径；(2)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当前银行监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加强自律则是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自律应当是中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关于加强自律的路径选择问题，应当考虑三个制度上的措施：一是为银行业自律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用法律形式将银行自我约束机制确定下来，将其纳入正式监管制度的范畴；二是适当参照香港的做法，考虑赋予银行自律组织适当的自治性监管职能，如调查会员间的纠纷等；三是提高银行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监管体系中真正发挥正式监管主体之外的补充作用。

【论文关键词】跨国银行法律监管自律管理

摘要：电子货币作为货币演进的最新形态，与传统货币相比，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电子货币取代传统的银行券和硬币作为主要的交易和支付工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发展趋势。电子货币除了具有货币的一些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其自身从发行到流通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特有的属性。本文在解析电子货币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货币对传统银行业的挑战，并就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应对电子货币的挑战提出了意见。

关键词：电子货币银行金融

货币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商品货币、纸张货币和电子货币。从货币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货币制度的变迁是为了提高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货币流通费用，从而降低商品交易费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子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一体化使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使人类社会逐步向信息社会迈进。由于金融业对信息有超乎其他产业的特殊需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这个网络经济时代，现代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在业务处理、顾客服务、经营决策、管理拓展方面的技术环境。这些革命性的变革无疑都必须依赖于货币及支付手段相应的电子化。电子货币的出现和发展是20世纪末支付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它正在并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改变银行的经营方式。由于在降低交易费用上的巨大优势，电子货币取代传统通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电子货币对传统银行业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商业如何应对电子货币的冲击就成了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电子货币相关概念解析

20世纪以来，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作为其支付工具的电子货币也随之产生和发展。电子货币的产生被称为是继中世纪法币对铸币取代以来，货币形式发生的第二次标志性变革，并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应用与发展不仅会影响到电子商务的进行，而且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体系。

（一）电子货币的定义

1.发展民营银行的必要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金融业将逐步对外全面开放，面临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冲击将更加猛烈，发展民营银行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步骤，从我国当前情况看，发展民营银行的必要性体现在：

1.1构建现代金融组织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现代金融组织系统应该是包括国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和民营机制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促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客观上要求发展民营银行等非国有金融机构。当前个体、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为个体和私营经济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国家也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个体、私营经济服务力度，但由于体制等方面原因，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个体、私营经济的融资环境并未得到改善，缺乏金融支持是制约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出问题。要想有效改变这一现状，关键在于我国金融业要按照生产决定流通、经济决定金融的规律调整经营战略。

1.2提高我国银行业的产业互补性优势

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大企业容易得到低成本贷款，同时有利于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的进行。在信息处理固定成本的分摊方面，大银行为大企业提供贷款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相对应的是在信息处理固定成本分摊原则下，中小企业难以得到低成本融资。发展民营银行，可以在比较优势分工原则下，与大银行在产业分工上形成协作与补充。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的信息成本高，缺乏灵活性。而民营银行分散在各地，对中小企业情况较熟悉，获取信息的成本较低，运作灵活。这样民营银行的出现将弥补大银行服务的遗漏，为中小企业开拓新的融资渠道。

一、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和重组

我国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因为他们控制了整个社会金融资源的60%以上,而他们的体制又与金融和经济发展很不匹配。现在四大国有银行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呆账、坏账比例太高;二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四大国有银行在面对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外国银行的竞争时,如何保证其存款和客户不会减少,即维持和保障自身的市场份额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国银行改革进程的反作用力主要来自四大国有银行。而现在,对四大银行的改革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四大银行目前存在的首要问题是产权关系不清、治理结构低效。四大银行名义上均为国家所有。但长期以来,所有者缺位问题十分突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有银行目前存在的问题都能从产权缺陷中找到根源。他们认为,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带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更深层次的改革,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因此,国有银行必须根据产权理论重塑产权结构,改变单一国家主权的现状,实现私人产权的进入和退出,从而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对国有独资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成为现代企业,才能实现政企分开,才能使四大银行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激励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才能使他们充实资本金,增加其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建立健全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管理,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他们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的设想是:将现有国有银行总行改造成国有商业银行集团,作为银行集团的核心银行必须由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实质是要改变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通过私人参入金融资本的手段,来矫止国有产权所有者虚置而引起的一系列扭曲行为,使国有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使其在微观上达到利润最大化,在宏观上能对市场信息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做出合理的反应,使宏观金融效率达到最大。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同一个问题。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理顺产权关系,而要明确产权必然会涉及到股份制改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银行改革几乎没有起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充当渐进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银行体系的高度垄断性保证了中国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权。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必须从体制、管理机制、技术三个层面全面进行银行改革:体制层面,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合理产权架构,建立高效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有效的资本约束;管理机制层面,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内部结构框架,建立合理高效的运行机制;技术层面,通过对经营、管理活动和操作程序的改革来改善银行内部的管理。

对国有银行的改革,目前我国政府已提出一项计划,拟用5年或更长的时间,把四大国有银行改造成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商业银行”。人民银行近期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个“金融改革方案”,将由政府向四大银行注资,规模达400亿美元左右,以助四大银行进行改制,在2007年以前全面解决银行业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利润偏低问题。对于银行的坏账问题,关键是控制好增量,控制其不再增长,若GDP每年增长8%,7年后坏账占GDP比重就会下降一半,10年下降70%。按人民银行的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在2005年之前将其平均不良资产降至15%以下,每年下降3%至5%。然而,对四大银行的改制方案实际上是分拆上市的方案,而在当今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国际金融机构纷纷扩大他们的市场规模,实行全球化战略,渗透所有的金融服务,直接兼并后银行资产数额巨大,笔者认为,将四大银行进行合并为一家,我国银行就可顺利解决资本充足率和坏账高的问题,其在国际的排名也可立即提升。目前全世界的银行发展趋势是合并,银行规模大,优势才显现,如果把四大银行分拆,规模不仅变小,而且削弱了竞争优势。即使现在实行了分拆方案,那也只是暂缓之计,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将会合并,通过股权进行合并要迅速和容易得多。毕竟在我国能与外国银行进行竞争的还是我国的国有银行。针对四大银行机构庞大的现实,我们可以进行剥离,使其采用吸引民间资本等方式另立门户,作为新成立的国有银行的同级机构。国有银行上市以后也并非万事皆休,为防止经营者利用自己的地位做出不法行为,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当局对银行的监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不是综合改革的最终目标。改制上市并不能解决商业银行发展中存在的全部问题,因此,在当前要继续推进银行的资产结构、收益结构等调整,改进金融服务和优化资源配置。

对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我们要吸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一些经验,不能再只听雷声不见雨点,久不见成效。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我们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如果改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当前形势下,我们要着手处理好以下儿方面:一是要在银行内部建立按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强化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使得银行的操作风险尽可能地降低;三是要吸引外部注资化解不良资产,使其保持存续能力。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

为适应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对金融中介和金融服务的客观需要,有必要在我国适度建立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我国共有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他们的经营状况要好于国有银行,但他们的规模小,所占市场份额小。正因如此,他们的竞争力不强。如果中国的股份制银行能够进一步壮大,就能推动中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由于存在准入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靠设立分支机构的发展战略会极其缓慢且成本较高,他们会以股份制银行为跳板进军中国的银行业,抢占市场份额,利用现有的网络、员工和客户群体,这样做盈利快,投资少,且易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与四大国有银行相比,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相对完善,经营较为透明,不良贷款率较低,其分支机构主要集中在发达和沿海城市,客户资源优良,这也是外资银行选其为合作伙伴的主要原因。从股份制银行的角度来看,他们可利用外资银行的优势,比如雄厚的资本、丰富的市场经验、先进的经营理念、既有的先进技术和金融产品等等,来优化资本结构,提高竞争力。

一、银行危机理论综述

（一）基于信息的银行危机理论

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存款人得知一些与评估他们银行风险相关的信息后，尽管这些信息并不是针对某一家特定的银行而是有关宏观经济的负面消息，风险规避型的存款人也会据此调整他们对银行风险的评估，并理智地做出提款的决定，而大规模提款造成的挤兑就导致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持有这一基本观点，并从不同的方面对其加以阐述。

Gorton（1987）认为银行资产价值受到银行所特有的因素和宏观经济中的一般因素的双重冲击，而存款者只能根据他们所能观测到的宏观经济冲击来更新他们对银行资产状况的了解。因此，当他们害怕银行系统中存在许多质量低下的资产组合时，就会选择提取存款而不管他们的银行是否也处于这种状态。

在JacklinandBhattacharya（1988）的模型中，银行不能得知存款者真实的流动性需求，而存款者也无法观测到银行资产的真正质量，当一些存款人收到有关银行资产的负面消息时，特殊的银行危机便发生了。而Chariandiagannathan（1988）认为，希望早消费的存款者的比例和银行资产的状况都是随机的。存款者可能只是看到银行门前等候提款的人排起了长队而立即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当中，而排队的人可能得知了银行资产的不利消息，也可能仅仅是希望早一点消费而提款。

AllenandGale（1998）对Diamond-Dybving的模型改进后提出，银行持有的长期资产的价值具有总体的不确定性，从而将银行危机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认为危机一般发生在经济周期的顶峰或接近顶峰时期。

一、金融改革的着力点：从体制内入手

中国过去20余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樊纲，2000），主要采取了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没有急于触及体制内的“存量”（主要为国有企业）。这样，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国有金融的强有力支持下，国有经济一直保持着“低效率”的增长，这又大大减小了改革的阻力。从而保证了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谈及金融改革，许多学者就极力主张运用同样的方式，即在国有金融体制之外发展“非国有金融”，让壮大后的“非国有金融”再来打败“国有金融”。①笔者则认为金融改革应从体制内入手，特别是对国有银行的改革，事关金融改革的成败。

一方面，经过一二十年的渐进改革，中国政府已相对成为一个“强政府”，在面对金融改革时有了相当的控制力。过去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的改革方式，在今天应该主动加以改善。而且，同样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带来的阻力（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大环境变好的情况下，过去渐进改革的成功为直接启动金融领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再花一段较长的时间采用经济领域同样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进行体制内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目前发展体制外金融已经缺少了与过去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相类似的客观环境。当初，“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迅速成长起来，除了政策上的宽松之外，另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是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仅有20%左右的社会劳动在国营企业中就业，在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允许乡镇企业和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非国有经济就可以迅速地发展起来（樊纲，1993）。即只要有相当的原始资本，一些中小企业就能到市场上非常容易的买到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主要为劳动力和产品原材料。从后果来看，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时移，如今的金融领域所面临的环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资源（主要为存款）有3/4被垄断在国有银行内①。又鉴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稀缺性和国家信誉担保国家银行，非国有金融很难像过去非国有经济运用劳动力那样自如的得到可运用的大量金融资源。其次，金融业是相对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胜任，而从国有金融机构那里挖员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后，原来相对封闭的环境已不存在，国内金融业要面对的是国际上大的竞争环境。这决定着我国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国有经济那样拥有一个一二十年可以稳定成长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却只有5—10年的时间可以在没有大的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改革。③而这5—10年稳定期拿来改革国有银行相对是比较充分的，但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金融”则明显不足。

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新兴民营企业的小商品走俏街头巷尾，但如今我们以美好愿望成立的民营金融机构却未必能同样风光，从而也就很难说其能挑起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梁。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革国有金融，而国有金融改革的主战场显然又是国有银行改革。

二、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产权结构调整